“困難挑戰越大，越要深化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激發內生發展動力。”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企業體制機制改革的目的和意義作了簡明扼要的闡述。混改成為各界熱議的話題之一。

混改將成為

國資國企改革的突破口

從政策導向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把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5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積極穩妥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在17項工作中，把“混改”放在第一條。

關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今年兩會作出新的部署。政府工作報告在明確今年發展主要目標及下一階段工作總體部署時提出：提升國資國企改革成效。實施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完善國資監管體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基本完成剝離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國企要聚焦主責主業，健全市場化經營機制，提高核心競爭力。

在5月24日國新辦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趙辰昕提到，今年，會制定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的意見，深入推進已經公布的四批210戶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

對混合所有制企業，趙辰昕表示，要盡力探索出建立起有別于一般國有企業的治理機制和監管制度，努力形成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他同時指出，還會研究制定深化國企混改的實施意見，以此打造混改政策的升級版，更好地指導面上的國有企業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使混改在整個國資國企改革中能夠更好地發揮突破口和“牛鼻子”的作用。

混改重心由“混”向“改”轉變

關鍵詞是“深化”

中國企業研究院院長李錦表示，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是“推進國資國企改革”，2019年是“加快”。從“推進”到“加快”，體現的是改革的緊迫性。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定調是提升成效，有遞進關系。李錦認為，接下來的混改重心由“混”向“改”轉變，是“三年行動”與“十四五”規劃改革焦點。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導，知名經濟學家，制度經濟學者常修澤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這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部署。我認為，這一部署給人民論壇兩會國是廳的討論提出了一個新的命題，就是‘如何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關鍵詞是‘深化’。”

而基層的實體企業也有同感，全國人大代表，本鋼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陳繼壯說，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用‘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取代了之前的‘積極穩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他認為，積極穩妥改成“深化”，可以理解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面更廣、力度更大、政策更寬松。

在談到本鋼集團體制的創新時，陳繼壯說，一年前，遼寧省委省政府決定對本鋼集團實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時，本鋼集團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決策得到了國家發改委、國務院國資委、工信部領導以及國務院領導的積極支持。本鋼集團現在已被列入全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四批試點企業。最近，遼寧省又拿出69戶國有企業混改項目向社會公開推介，“遼寧國有企業改革找準了方向。”陳繼壯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遼寧解決體制機制問題、經濟結構問題和企業活力問題的一把“金鑰匙”。

“內部混”還是“外部混”

“實體混”還是“虛擬混”

混合所有制，是指“不同的國有資本”混合、“國有資本體系內部的多元化”，也就是國有企業資本之間的互相混合嗎？

常修澤明確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內涵特指的是“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他表示：“并不是說‘國有企業資本與另一個國有資本混合’沒有作用、沒有意義，問題是，它是不是中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旋律’？我個人主張‘異質產權多元化’是主旋律，‘同質產權多元化’只是協奏曲。”

對此，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黨委書記葛紅林認為，所謂混改，是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

對于“實體混”還是“虛擬混”的問題，常修澤認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關系，一定要處理好。從今后企業的發展來看，不排除將企業上市作為目標，但是整個發展戰略還應以發展實體經濟為本業。中國既需要“虛擬經濟”的策劃者，也需要干“實體經濟”的實業家。以哈爾濱馬迭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為例，常修澤對他們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注重發展實體經濟（而不是“炒作”盡快上市）的做法給予肯定。

混合所有制改革

難點在哪里

基于對東北實際情況的深入調查，常修澤認為，可能至少會遇到以下三個改革難點：

第一個難點，思想不夠解放。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向集團母公司推進時，有些同志可能認為國有經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唯一基礎，混合所有制向集團母公司，會不會“稀釋”或“削弱”國有經濟，會不會“動搖國本”。這個問題如不解決，推動起來很麻煩，即使搞了，今后也會遇到一些溝溝坎坎。所以，必須要確立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經濟都是我們的經濟基礎這一理念。

第二個難點，干部“不作為”。一些地方存在干部“不作為”問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尤其不敢擔當。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有擔當的精神，所以，要深化改革，一要“讓主事者敢擔當”；二要上級領導“為擔當者多擔當”。

第三個難點，在改革中可能會遇到某些形式主義干擾。只做表面文章，不解決實際問題，不是真刀實砍地改革。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在“深化”二字上下功夫，不是“淺化”，不能“表面化”，要杜絕各種各樣名目的形式主義。要立足于中國的現實，實實在在地搞改革，真刀真槍地搞改革。

有從政府到企業、從企業到行業協會的工作經歷，葛紅林對混改的見解在更加貼近企業實際的同時，并未停留在碎片化，而是更加系統和有穿透力。

“混合所有制改革，在過去的某個時期，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熱點話題，報道多、期盼多，但進展卻不盡如人意。究其原因，人為因素不少，特別是混改主導者和主體參與者的三大顧慮，影響了工作動力。”葛紅林認為，在改革過程中存在“三大顧慮”：

一是國有企業領導的顧慮，怕終身問責。從過去怕被別人誣告國有資產流失，轉到怕參照投資決策管理，遭到對混改后經營效果的終身問責。前者總能澄清，后者卻難打保票，除了外部市場的競爭變數之外，混改企業的后續科技進步、產品升級換代，企業經營者的素質和國企母公司的領導人變更，都將影響到企業的盈虧甚至存亡。如果不控股，混改后企業效益下降了，將被人指責投資錯了，而出現虧損，則被人追責投資失敗了，甚至被懷疑利益輸送，似乎唯有永遠盈利才能保證不被懷疑和追責。由此，傾向于維持現狀，能改也不改。

二是非公企業家的顧慮，怕失去決策話語權。從過去“想控股”已經轉到“不奢求控股”，若能談成同等股權已經不錯了，因為國企方面往往以上級難以批準和員工難以接受為理由。由此，不僅擔心不能真正實行現代企業制度，還要擔心入股不控股的地位，變成隨從地位，沒有話語權，甚至沒有影響力，自己辛辛苦苦積累的資金打了“水漂”。此外，更擔心國企派出領導變更，如果素質下降，甚至帶來不少國企的壞習慣，那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由此，等一等、看一看，參與混改的積極性不大，除非通過混改，在可預見、可控的時間里能夠“撈回”本錢，才有動力。

三是擬混改企業干部的顧慮，主要是有“前車之鑒”，怕重蹈覆轍。從已混改的企業實際運行中，經常出現兩頭落空的情況，既難以享受到國企政策的紅利，又難以按照民營機制運作。畢竟現有的政策，在實際操作中對國企和民企還是有差別的，一時難以做到一視同仁。比如，金融機構更偏好貸款給國企，混改企業的貸款利率往往高于國企，而民企更不用說了。又如，在國有企業的土地盤活處置中，地方政府往往能夠大膽地支持國有企業，但對混改企業就束手束腳，存在讓利于非公企業的顧慮，類似例子不勝枚舉。由此，參與混改的國企干部往往積極性不大，除非給予其退回原體制的通道承諾。

針對性措施

激發混改活力和動力

針對“三種顧慮”，葛紅林提出七條建議。

一是按照完善制度的原則，更加積極和大膽地支持混改，要將中央《關于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意見》中規定的“三個區分開來”的精神，落實到制定具體的混改容錯實施辦法中，并將混改企業的后續經營責任與改革的合法合規責任分開，為推進混改的國企領導人思想松綁。

二是按照宜改則改的原則，穩妥推進國有企業的主業參加混改，原則上應由國有企業控股。在有利于發揮民企機制作用的同時，又有利于發揮國企的主業優勢，進一步保障混改后企業的持續發展。

三是按照可改則改的原則，鼓勵國有企業的非主業參加混改，原則上可由民營企業控股。這既能促進國企聚焦主業，做強主業，又有利于國企逐步有序退出非主業。

四是按照有序推進的原則，積極引導推進子公司層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別是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層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僅有利于引入民營資本和管理機制，同時有利于將混改企業納入上市公司的監管之中。

五是按照分層推進的原則，對當前爭議較大的央企集團層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應在其他層面混改取得成功經驗和完善政策之后，再謹慎探索。

六是按照嚴格規范的原則，嚴格設定各種投資基金、產業基金參與混改的約束條件，杜絕明為股權、實為債權，如不能按期上市則按固定利率退出的抽屜式約定。

七是按照“扶上馬送一程”的原則，加大對混改后企業的政策支持，在一定的期限內（3~5年），同時從優享有國企和民企的雙邊政策。比如，在銀行貸款“同股同權”擔保中，免除員工按持股比例擔保；又如，對混改后企業土地盤活，享受純國有企業的優惠政策；再如，混改企業的機構設置、人事管理、管控模式等不應強求參照純國企模式。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有色集團中色東方西北稀有金屬材料研究院寧夏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東新認為，科創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激活企業發展活力，讓國有企業走上一條持續健康發展的新路子。

去年12月27日，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印發了《百戶科技型企業深化市場化改革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專項行動方案》，在全國選出204家科技型企業開展試點工作，王東新所在公司位列其中。他認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混合所有制試點都已經在路上了，這對于企業來說是一次重新上路，甩掉體制機制過死枷鎖的大好機會。

共克時艱

疫情或成為混改新契機

一方面，混改是一項復雜的工作，牽涉各方利益，需要謹慎操作，試探性前進；另一方面，不同的經濟體制之間的融合，也包含文化、情感的融合，是在一定的市場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下進行的，這些因素都會在不同的形勢下相互作用。

今年以來，在疫情防控的戰役中，國企、民企相互扶持，互為支撐、共克時艱的經歷，或為接下來的融合發展帶來契機。

作為天津產權交易中心主任、天津濱海柜臺交易市場股份公司董事長，全國人大代表孔曉艷認為，應“軟”“硬”并舉助推國企混改。

疫情防控期間，天津產權交易中心主動推出減免有關交易費用、為重點混改項目意向受讓方或投資人免費提供延伸服務、開辟資金結算綠色通道、開通線上服務、減免中小企業房租等具體惠企措施，為各類交易主體即刻辦結資金結算，減輕企業資金壓力。“據測算，僅減免中小企業房租一項，即可使承租方減少支出90余萬元。”

孔曉艷建議，在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下，國有企業要善于發現潛在機遇，及時推出改革舉措，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譬如，疫情防控期間，天津信托項目實現高增值摘牌，這是天津市推進國企混改工作以來，首宗成功競價的市管企業集團混改項目。”孫曉艷說。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紡織裝飾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偉提出，要以疫情為“契機”，進一步推進國企、民企的相互融合發展。他指出，在這場戰“疫”中，國企、民企相輔相成，生動詮釋了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生機和力量。

王偉表示，國企和民企為疫情防控作出重大貢獻，成為醫療物資生產、配送，城市生活保障的生力軍。在疫情發生后，中央企業主動支持中小企業，減免商戶租金，如東方國際集團時尚產業園區共免除小微民企2億多元租金，扶持企業渡難關；協助打通供應鏈，保障民生供應暢通；加強產業鏈合作，開拓線上銷售服務渠道。

隨著疫情趨于平穩，他建議，加強國企與民企深度合作，保護產業生態，高度重視保護中小企業、保護產業鏈和供應鏈，從而保護產業生態；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蟄伏的發展潛能。

王偉認為，國企混改可進一步向民間資本開放，有助于增強市場信心。國有大企業發揮產業價值鏈條帶動作用，整合資源、創造平臺，民營企業提供競爭環境、市場需求，通過兩者的相互補充發展，向著大中小企業血脈相連、命運相依的生態發展。

就此，國資委進行部署落實。5月29日，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召開會議，國資委主任郝鵬強調，要把提升國資國企改革成效作為根本任務，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實施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指導推動中央企業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健全市場化經營機制；積極穩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國資監管體制，大力推動國有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